2016年8月26日 星期五

資中筠:祭文

“新版”《炎黄春秋》侵誉案遭拒
8月23日,《炎黄春秋》杂志原7名编委状告中国艺术研究院强行夺权后侵犯其名誉案被北京朝阳法院驳回。法院拒绝就此给出书面裁定。代理此案的律师认为法院的做法违规,将向其上级法院投诉。
85歲的老太太還要就這個問題發言,中國其他的知識分子都成了啞吧嗎?
資中筠,祭文
談《炎黃春秋》事件
「實際上,這份雜志從來就是在夾縫中求生存,年年風霜雨劍嚴相逼,每年新春聚會都有一種悲壯的氣氛。近兩年風急雨驟更加升級。其實兩年以前就有準備“玉碎”之說,另一種傾向是“留得青山在”,以妥協換取生存,但是妥協以不損害原則為底線,有人戲稱“青山派”和“玉碎派”。坦率地說,我屬于玉碎派,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一向悲觀,杜老承諾的這個“不碰”,那個“不碰”,已經逼到墻角了,這“底線”在哪里?守得住嗎?」

【題解】文天祥第一次被捕時,未即死,因有所待,以為事有可為。他的學生王炎午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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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文天祥第一次被捕時,未即死,因有所待,以為事有可為。他的學生王炎午對他有誤解,以為他貪生,因此作《生祭文丞相》文,促其殉節。後來知道是誤解,在文天祥殉難後又作祭文痛悼之。這個典故用在此處並不完全貼切,只是取其將死未死之時的“生祭”。

 “還原真相,開啟民智,喚醒良知,推動革新”。

這是《炎黃春秋》二十週年紀念時我的賀詞,自以為概括得還準確,也是我的期許。

以下摘錄一些過去與此有關的講話:

2013年新春聯誼會,多數與會者對新的開始充滿樂觀的期待,絕大多數人的發言都圍繞“憲·政”的主題,後來產生一篇聯名上書,提出全面的建議,完全是建設性的,可謂充滿了正能量。我卻未簽名,一則因為我原則上不喜歡聯署上書言事,在“致君堯舜”和“開啟民智”之間,我認為前者是無用功,後者才是希望所在。更重要的是我並不分享那種樂觀情緒。後來證明,樂觀是過早了,那個體現一片赤誠之心的文件竟被列入了應予封殺的“噪音”,再不得見天日。那個關鍵詞本身也被“敏感”了。

2014春節聯誼會,我講過這樣一段話:

現在朝野有沒有共識?我想至少有一個共識,就是大家都不希望發生動亂,都希望能夠和平地進行深化改革,渡過社會轉型。但是通過什麼途徑,用什麼手段達到這個目的,分歧好像很大。很多事令人想起明朝顧憲成與王錫爵的對話,顧在野,王在朝。顧說:“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為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為是。何也?”就是在很多是非問題上,“朝”與“野”的看法完全相反。

我們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況:一本好書,很受讀者歡迎,或者一篇文章,大家都說好,爭相傳閱,忽然就听說“挨批”了,被禁了。這是怎麼回事呢?又比如,現在領導下決心反腐,很得人心,但是民間以各種行動表示擁護,熱心支持、要為此做出貢獻,卻忽然獲罪。有記者揭發貪官,事後證明完全準確,貪官已落網,而記者卻被勒令解僱。有人被請去“喝茶”了,有人給“上各種手段”了,甚至有人給抓進去判刑了。那麼依靠誰反腐?是孤家寡人,還是依靠全社會的正義和健康的力量?我一直認為腐敗已經這樣病入膏肓,不依靠真正的法治、不依靠民眾的強大力量,是難以樂觀的。(按:關於反腐的這段話,後來被作為我的“錯誤言論”向我提出指責。我左思右想覺得沒有錯,所以還堅持。我真不明白,真話、真相,乃至常識,就那麼可怕嗎?)。

聽說本雜誌在多數報刊下滑的情況下,訂數大幅增加,這固然令人鼓舞;但是另一方面,多數報刊不景氣的現象並不是正常現象,不少曾經擁有許多讀者,輝煌一時的報刊,一再遭受風霜雨打,逐步凋零,這種情況令人擔憂。我寧願本刊不是一枝獨秀,而是百花齊放中的一株。(現在證明,一枝獨秀是難以持久的)。

中國最需要的是培養理性的、有現代意識的公民,而不是愚民、順民。實際上,愚民、順民並不能保證社會安定,沒有明確的公民意識,沒有法治觀念,在某種情況下,順民很容易變成暴民。建立公民社會是當​​務之急。我始終不能理解為什麼“公民”如此犯忌,提倡公民教育會獲罪。如果把最講理、有良知、有正義感、主張溫和漸變、培養公民社會的人都打壓下去,一旦有事,順民無告,變成暴民​​,那才會無序大亂,是十分危險的。(可慮的是,現在“暴民”真的有日益增加之勢,社會戾氣上升)。

在許多革命老前輩面前我不敢言老,但是我已是耄耋之年。生於斯、長於斯,而且一定終老於斯,不會再用腳投票遠走他鄉。我對這國土無比熱愛,也見證過我們的民族歷經苦難,人為的餓殍遍野、精英備受摧殘,再也不希望看到社會動盪,民族再蒙災難。正因為如此,開啟民智才是當務之急,這也是我所寄希望於這本雜誌的。

以後兩年,新年聯誼會都遭禁。今春為此杜老氣得血壓升高,以死相拼,勉強臨時湊成一次聚餐。節日聚餐要以性命相博,這也夠得上世界級奇聞。

實際上,這份雜誌從來就是在夾縫中求生存,年年風霜雨劍嚴相逼,每年新春聚會都有一種悲壯的氣氛。近兩年風急雨驟更加升級。其實兩年以前就有準備“玉碎”之說,另一種傾向是“留得青山在”,以妥協換取生存,但是妥協以不損害原則為底線,有人戲稱“青山派”和“玉碎派” 。坦率地說,我屬於玉碎派,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一向悲觀,杜老承諾的這個“不碰”,那個“不碰”,已經逼到牆角了,這“底線”在哪裡?守得住嗎?改革開放以來,曾有過報刊蜂起,眾聲喧嘩的短暫的繁榮,但是此起彼伏,前赴後繼,各領風騷幾年,有的甚至幾個月,或滅亡,或名存實亡(底線崩潰,完全變質)。一本刊物延續25年已不尋常,其原因眾所周知,端賴老人的支撐,前期還有更高位、更老的人作後盾。現在他們多已作古。杜老的黨齡長於方今能仗勢對他頤指氣使的任何在位者的年齡。前此,也許還賴組織內論資排輩的傳統,或者還有一絲絲殘存的敬老的倫理,才勉強容忍,得以不絕如縷至今,而並非是他一片救黨救國之心感動天庭。我理解老人在晚年有所覺悟之後的一片赤誠,就憑他能對他在位時執行錯誤政策曾經傷害過的人,一家一家走訪道歉,就令人感佩,而這份雜誌正是他覺悟後的見證。當然不止他一人,還有一批從耄耋到期頤之年的老人,都同此心。他們為國家富強、民族解放(當然包括思想解放)的初心不變,所變者,是對途徑選擇的認識。其志可敬,其情可憫。

但是,這終究不是正常現象。現在這些都已無效。有一幅“辦得不錯”的題字,年年掛出來,卻也起不了“丹書鐵券”的作用。我曾設想,可能在某個契機主動“安樂死”,可以避免在溫水煮青蛙中苟延殘喘,一辱再辱的痛苦,最後連“玉碎”都不可得——杜老以90高齡與名望,這幾年所受屈辱,非外人所得盡知。他忍辱負重,苦苦支撐,如果不是為了事業和良心,是難以承受的。我儘管是雜誌的忠實讀者,兼作者,還掛名編委,但終究不是內里人,也許旁觀者清,但決不是冷眼旁觀,只是揣情度勢,做出自己的判斷。

然而我儘管悲觀,還是對現實的殘酷性估計不足。最近幾天魯迅的一句話經常在腦際出現:“我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紀念劉和珍君》)這樣的肆無忌憚,公然撕破協議,無法無天,這樣的以城管對小販的暴力手段,或者​​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手段施加於一個機構,這樣對待一位因喪妻之痛生病住院的老人,乘人之危,急不能待地打家劫舍,鵲巢鳩占,還瞄準財務、出納(恐怕那筆不大的資產也是重點目標),真是只有不敢想的,沒有不敢做的。至於沒有執法憑證意圖強行搜包、搜身(儘管未能完全得逞),無理阻撓一個機構履行依法納稅義務,則已經明確觸犯了法律。這種種暴行出自一個以“文化”、“藝術”為名的機構,最後一點文明的外衣已經撕去,禮義廉恥蕩然無存,“我是流氓,我怕誰?”嗚呼,我欲無言,我能何言!

本來,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沒有永遠長存的事物,一份刊物的沉浮也是常事。只是圍繞它所發生的一切,突顯出在這個關鍵時刻,在我泱泱中華大地上文明與野蠻的競賽,所以不能沉默。

現在,受害方還在用文明、法律的手段,根據白字黑字的協議維權、申訴,再給法治尊嚴、公信力、人道、廉恥一次機會。還有誰會珍惜這個機會嗎?


2016.7.28 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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