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清講堂 Lectures and Meetings: 音樂與文學的對話、談政治大學校史　(吳鳴2015.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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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與文學的對話　　
　　承蒙鍾漢清學長的盛情雅意，邀請我參加彭淮棟學長的譯者導讀，談托馬斯．曼(Thomas Mann)《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裡的音樂。
　　
　　認識彭淮棟學長三十年，倆人有著深厚的革命感情。1985年我乞食於編，任職《聯合文學》雜誌社，阿棟哥任職聯經出版公司，辦公室在忠孝東路基隆路口聯合報第三大樓，阿棟哥在七樓，我在六樓，因著是東海大學校友，時相過從。我編輯上每遇有歐美文學問題，常向阿棟哥請教，均能獲得完善的解答，心中時為感念。
　　
　　有幾期《聯合文學》刊載彭淮棟翻譯的「作家與作品」(Writers at Work)專欄，在翻譯過程中，為了查考已有之作者和書名，阿棟哥常比對台灣當時為數不多的歐美文學作品介紹或翻譯，意外發現某公之名作，內容多有抄龔，因而引發了一場小論戰。其後我因返校攻讀學位，轉任職《聯合報》新聞編輯，畢業乞食講堂，告別七年的編輯生涯。因為阿棟哥和我性格均屬溫暖而不熱情，故爾彼此間甚少相問。前次見面是2002年7月，我因腰傷到醫院做檢查與復健，阿棟哥帶小孩看感冒，倆人在醫院偶遇。2010年彭淮棟譯Edward W. Said《論晚期風格：反常合道的音樂與文學》(On Late Style: 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出版社找我幫忙寫一篇導論。這次翻譯Thomas Mann《浮士德博士》，適巧又與音樂有關，鍾漢清學長請彭淮棟做一個譯者導讀的短講，邀我與會，乃得親聆阿棟哥討論音樂與文學。
　　
　　多年後老友重逢，我心裡有著莫以名之的欣喜之情，尤其聽到彭淮棟談文學與音樂，並贈送其新出版的譯著《浮士德博士》。這本590頁的小說巨著，譯者做了5萬字的譯注，加上40頁的長導論，將成為我近日的閱讀功課。
　　
　　因為彭淮棟2015年4月22日的導讀有文字稿，我聆聽時的筆記未記錄完整，故爾直接將其文稿附於此，方便讀者按圖索驥。
　　
　　托瑪斯．曼《浮士德博士：一位朋友敘述的德國作曲家阿德里安．雷維庫恩的生平》(Doktor Faustus)，彭淮棟譯，台北：漫步文化，2015。
　　
　　托馬斯．曼《浮士德博士》裡的音樂
　　主講人：彭淮棟地點：漢清講堂時間：2015年4月22日
　　
　　　　
　　無數人愛聽古典音樂，愛談古典音樂掌故。音樂，或古典音樂，是德國的national art，其深入德國民族認同，左右其文化意識，以及影響德國歷史的多層關係，至今大致仍是專家研究的領域，一般人絕少了解。以此事為題材的文學作品，管見所及，只有托馬斯．曼由於對此問題獨有解會而寫的《浮士德博士》。
　　
　　世界各民族都有，或者，都自認有特別表現其民族特性與氣質的藝術，俄國芭蕾，義大利歌劇，法國繪畫或文學，姑且稱之為「國藝」，而從無俄國人，法國人，義大利人深痛其「國藝術」導至其民族自貽其戚或為禍世界，托馬斯．曼對音樂或德國音樂作此指控，是絕無僅有之例。
　　
　　納粹集中營裡的軍官夜間在家裡彈巴哈自娛，白天上班殺人如故。一般的解釋是，音樂不是使人變化氣質嗎，雖然彈巴哈，卻仍然冷血殺人，要巴哈(或廣義而言，音樂)何用。
　　
　　托馬斯．曼的詮釋是，德國人就是因為崇拜音樂，才生出心魔，轉向納粹，自毀毀人。
　　
　　音樂與日耳曼民族認同的關係，大致從18世紀中葉開始與日加深，直至納粹時期以下。音樂在這個過程裡的政治化，工具化，意識形態化，霸權化，至納粹利用華格納而達於極致，但小說內部並未處理這個過程，而是當作讀者已經知道的背景。
　　
　　音樂在小說裡占主體地位，以作曲家主角及其追求突破為架構，形塑小說的情節與旨趣。
　　
　　通常解釋一戰至二戰的德國災難，凶嫌是反猶，恐外仇外，威權主義，民族主義等等，這些因素從19世紀開始發生作用，在威瑪共和時期看似潛伏，實則變本加厲。
　　
　　托馬斯．曼持誅心之論，從精神與心理層次著眼，認為德國災難起於1，對歐洲或世界長久以來的困難關係，亦即小說中所指，現代其貌，中古其裡的「凱撒薩興想成為世界」;2，音樂的崇拜淪於政治化，霸權化; 凱撒薩興的音樂要成為世界音樂，即第25章魔鬼(阿德里安的心魔對他所：你將引領風騷，你將開啟前進未來之路」，「你將突破這個時代種種令人欲振乏力的困難」。
　　
　　德國半世紀裡發動兩次大戰，歷來解釋不一而足，包括命運(宿命)論，以及政治，社會，經濟，歷史條件論。
　　
　　至於政治，社會，經濟，歷史論，人類歷史上，類似的政治，經濟，社會，經濟變動與挑戰，造成各該國家或民族的不同反應，而日耳曼民族的反應是舉國中風，隨希特勒魔曲而走。
　　
　　粗略而言，《浮士德》寫的就是，在「凱撒薩興想成為世界」的心理背景下，音樂(阿德里安．雷維庫恩尋求突破)造成的德國精神與心態如何為納粹德國的地獄行鋪路。可以說，這部小說有如納粹德國的「前傳」：音樂造成的德國心態與精神狀態如何「預啟」或「預示」納粹之路。
　　
　　青年是納粹奪權的先鋒兼主力，小說第14章的大學生辯論，相當於當時的大學生界定華格納「什麼是德國」的問題。
　　
　　「他們視音樂為神的藝術，認為自己必須有一種關係，一種浪漫的虔誠關係，像他們對大自然一樣：音樂，大自然，以及愉悅的虔誠」。
　　
　　曼筆下大學生的文化優越感，權威意識，思想倨傲，所構成的正是阿德里安成長其中的德國hubris氣氛。
　　
　　這些大學生的思想與態度，是排外，反猶，阿利安至上的德國青年運動長期滋養的結果。
　　
　　這hubris氣氛是16世紀那位浮士德智窮而百無避忌，而乞靈於魔鬼而覆亡之因。
　　
　　這hubris氣氛也是20世紀的浮士德在創造力走入死胡同之際乞靈於魔鬼而覆亡之因。
　　
　　阿德里安的音樂，本來走國際主義，世界主義或普世主義路線，叔叔的樂器店與世界各地流通，阿德里安以《愛的徒勞》譜曲，使用英文原文而非德譯本，他以英國與法國詩作譜曲。
　　
　　阿德里安的普遍主義之路在第22章瀕臨絕境，於是入魔，走野蠻主義路線，即敘事者所說的「辯證的反轉」：往內轉，往後轉(倒退 )，獨居菲弗林，寫獨屬德國特色之作。
　　
　　這就是曼所寫，音樂使德國走上納粹地獄之路的原委。
　　
　　
後記：我刪節了講稿中部分須補充說明的段落，因這些文字如無現場的口頭補述，不易理解其意旨。但我認為最好的方式，是去讀這本彭淮棟譯的托瑪斯．曼《浮士德博士：一位朋友敘述的德國作曲家阿德里安．雷維庫恩的生平》(Doktor Faust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