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ratani Kojin： 超越民主的關鍵途徑～從《哲學的起源》談起

超越民主的關鍵途徑～從《哲學的起源》談起

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 1941～）主講

林暉鈞 翻譯

心靈工坊主辦

1）今天，為了紀念『哲學的起源』之出版，我來到這裡發表演說。關於我要說的事情，在書裡都有詳細的論述，所以今天我集中話題，只討論其中幾個重要的地方。我要說的，一共有三個要點，分別是：

1、愛奧尼亞的 Isonomia 與雅典的民主主義之不同

2、畢達哥拉斯──幾何學與輪迴轉生的觀念

3、蘇格拉底──神靈（Daemon）與廣場

《世界史的結構》出版後不久，我開始思考有關希臘的事情，作為我緊接著的思想工作。從黑格爾到海德格、漢娜鄂蘭等等，西洋的思想家們不斷地強調，希臘是世界史上特別的地區與時期，即使在今天，也值得當作我們的模範。我並不反對這樣的看法。但是我認為，只把希臘放在「西洋」的脈絡中，是西洋中心主義的偏見。希臘文化誕生在埃及、波斯等等文明國家的周邊──嚴格說起來，是亞周邊。

首先，希臘文明之所以擁有一些到今天仍然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並不是因為它處於歷史高度進步的階段。反而是因為從中心來看，希臘處於遲緩的、未開發的階段。只不過，它的地理位置並沒有完全遠離亞細亞的文明，同時又不是在太近的周邊，不至於完全從屬於它。這樣的地理位置我稱之為亞周邊，以和周邊區別。亞周邊地區選擇性地接受從中心來的文明。換句話說，他們即使輸入中心傳來的文明，對於他們不喜歡的部份，則不接受。就是這種亞周邊的性格，阻止希臘走上亞細亞式專制國家的道路。

所謂希臘社會的發展還處於遲緩的階段，具體來說，就是它還殘留著氏族社會的影響。馬克思也認為，希臘之所以到處出現城邦、無法形成統一的國家，也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們還可以說，希臘之所以產生民主制度（Democracy），就是因為它還殘留著氏族社會。在氏族社會裡，具有某一種的民主。美洲的原住民易洛魁（Iroquois）族，就是個有名的例子。他們形成部族聯邦，定期召開議會。在他們的議會裡，沒有所謂的多數決；他們會持續地討論，一直到反對的意見消失。而且，他們互相推選酋長。這樣的系統不僅發生於狩獵民的部族社會；遊牧民也或多或少，具有這樣的系統。

但是，我們是否可以說，就是這樣的氏族社會，帶來了希臘固有的文明？也不能這麼說。在那之前南下的希臘人所形成的，克里特與邁錫尼等國家，就是埃及式的專制國家。也就是說，從氏族社會變成專制國家，才是一般普通的發展。希臘人也有過這樣的傾向。殘留下來的氏族社會，並不是貴族制或平等主義的，而是非平等的、排他性的體制。希臘人的民主，就是因為否定這樣的體制而產生的。

因此，帶來希臘文明特徵的，不只是因為氏族社會的殘留，更在於他們強烈否定氏族社會的要素。這樣的否定，是從哪裡來的？它不是來自希臘本島，而是誕生在希臘移民所形成的，愛奧尼亞的城邦。愛奧尼亞的位置，在今天土耳其的海岸地帶。移民到愛奧尼亞的人們，一方面維持氏族社會中曾經有過的平等性，同時卻跳脫了氏族社會的排他性，建立了城邦（commune，自治體、公社）。Isonomia 這個原理，就誕生在愛奧尼亞的城邦。

後來在雅典，像梭倫（Solon）這樣的人們，試圖引進 Isonomia 的原理。他們的企圖所產生的，就是雅典的 Democracy。但事實上，愛奧尼亞的 Isonomia 和雅典的 Democracy，在本質上是不同的。關於這一點，我從漢娜鄂蘭，得到一點啓發。

就像漢娜鄂蘭所說的，--cracy 這個字尾，是「支配」的意思。Democracy 就是多數者支配。相對地，Isonomia 的意思，則是「無支配」（no rule）。我對於這個問題的思考，就從 Isonomia 和 Democracy 的差別出發。漢娜鄂蘭並沒有再深入探討這個問題。

經常有人說，雅典的 Democracy，和現代的 Democracy 不同。比方他們說，雅典的 Democracy 是直接民主主義，和現代的代表制民主主義不一樣。但是在我的看法裡，直接民主主義，和代表制民主主義，並沒有太大的差異。舉例來說，女性、外國人、奴隸不能參加雅典的民會；他們的想法、意向，完全不被考慮。這一點和今天的代表制民主主義，其實是相像的。因此，參考雅典 Democracy，並不能超越現代 Democracy 的缺點。我們應該參照的，不是雅典的 Democracy，而是愛奧尼亞的 Isonomia。

舉例來說，在現代的社會裡，自由與平等是互相背反的。人們如果自由行動，就會產生經濟上的不平等。如果追求經濟上的平等，自由就會受到限制。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採取了社會主義的精神，自由就會受到拘束。在這個問題上，主張自由與主張平等的看法，不斷地互相抗爭。雅典的 Democracy 也是如此。沒有財產的人，試圖重新分配擁有財產的人的財產。相對地，擁有財產的人則會抵抗。他們只有在一件事上面，意見一致，那就是戰爭；也就是從其他國家收奪財富。因此，雅典的 Democracy，一直都由鼓吹戰爭的煽動家所支配。

但是，在愛奧尼亞的 Isonomia 中，自由與平等，並不是相反的。在 Isonomia 裡，因為人們是自由的，所以在經濟上是平等的。到底為什麼，怎麼可能有這樣的事呢？Isonomia 出現在由移民者所建立的社會。在這種情況下有兩個條件，第一、這個移民者所建立的社會，必需從它的母國獨立。第二、它要有充分、足夠的土地，提供移民者使用。這兩個條件，缺一不可。

我曾舉出兩個例子，來說明由移民者形成的、Isonomia 式的社會。其中之一，是十二世紀左右曾經存在過的，冰島的社會。還有一個例子，是十八世紀左右從歐洲來到北美洲的移民者，所建立的市鎮（Town）。漢娜鄂蘭曾經詳細論述北美洲的市鎮。只不過，她沒有注意到 Township 和 Isonomia 是同樣的東西。

愛奧尼亞也好，冰島也好，都屬於遙遠的過去；但是美國的市鎮只不過是十八世紀左右的事情，還存留著許多的資料。閱讀這些資料，某種程度我們可以推測出愛奧尼亞所發生過的事情。比方在美國，新來的移民者會從市鎮那裡，分得一定大小的土地。每個人所擁有的土地規模，大體上是平等的。他們所擁有的土地，不會超過各家族所能耕耘的面積。那並不是因為法令的禁止，而是因為假設個人所有的土地比這個還大，就不得不雇用別人來耕作。但是，並沒有人可以雇用。當土地不夠的時候，人們並不是受雇到別人的土地上勞動，而是向市鎮之外，也就是邊境遷徙。因此，人們不會擁有多餘的土地。也因此，財產是平等的。可以自由移動這件事，讓人人平等。所以，自由帶來平等。

像這樣的移民者，並不是根據氏族的傳統，而是透過「社會契約」，來建立新的城邦。在這裡，不只是土地的所有權沒有差別，也沒有職業上的貴賤之分。希臘的本島重視畜牧、農業與戰士，看不起交易與製造業。但是愛奧尼亞沒有這樣的歧視，所以交易與製造業明顯地發展。「自然哲學」就從這裡產生。

順帶一提，發明希臘的字母，並且讓它普及的，是愛奧尼亞。在埃及，文字很難學習，因此會使用文字的書記，擁有權力；但是在愛奧尼亞，幾乎所有的人都能夠閱讀與書寫。而且他們鑄造貨幣，把食料等等物品的價格，委由市場來決定。所以，他們不需要以官僚為基礎的國家體制。荷馬的史詩，是全體希臘文化所共有的遺產；荷馬的史詩也是在愛奧尼亞寫作的。它的題材雖然來自邁錫尼時代，但是卻反映了愛奧尼亞的社會。換句話說，它表現出 Isonomia 的精神。

移民者最初在愛奧尼亞建立的城邦，是米利都；後來又從米利都出走，建立了別的城邦。其中的以弗所這個都市，誕生了赫拉克利特這位思想家。當愛奧尼亞的城邦飽和的時候，他們又向南義大利移民；這同時也讓愛奧尼亞的文化，散播到義大利。像巴門尼德這樣的埃利亞學派，就是其中的代表。赫拉克利特和巴門尼德，都繼承了愛奧尼亞式的思想。他們雖然各自屬於自己的城邦（Polis），事實上卻是在「世界」（Cosmopolis）中生活。

另一方面，希臘本島的情形，又是如何？與愛奧尼亞不同，本島的城邦以畜牧及農業為中心，強烈保有氏族社會的傳統。當貨幣經濟進入本島的城邦，同時也帶來階級的差異與對立。對於這一點，當時有兩個可能的對策。其中極端的一個，就是斯巴達的「共產主義」。他們停止了貨幣經濟，建立了軍國主義的體制。在這裡，平等得到確實的保障，但沒有個人的自由。另一個極端，就是雅典的 Democracy。也就是說，雅典一方面維持貨幣經濟，同時試圖防範階級差異的產生。那就是 Democracy。

但是，最初打倒貴族統治的，是僭主。雖然通常人們認為，Democracy 是推翻僭主之後所成立的制度，但事實上，Democracy 繼承了僭主制。

放到現代來說，布爾喬亞革命推翻了君主專制，形成了以國民為主權者的國家。但實際上，這樣的國家，以君主專制所建立的框架為基礎。比方在封建體制底下，人們被分成許多不同的身分，分屬於不同的地區，所謂「國民」的同一性是不存在的。在君主專制的體制下，王擁有主權，其他所有的人都是王的臣民。接下來，布爾喬亞革命推翻了王，原先的臣民（Subject）變成了主體（Subject），也就是作為主權者的國民。舉例來說，日本的明治維新，首先就需要天皇作為主權者。過去在德川的封建體制下，分成各式各樣的人們，透過成為天皇的臣民，而變成「國民－主體」。

同樣地在雅典，乍看之下是推翻僭主之後，成立了 Democracy；但實際上，超越氏族的「Demos」（又譯為德謨區，是古希臘時代的一種行政區。這個字還有另一個意思，就是指古希臘城邦中的一般市民、公民），是在集權的僭主制之下成立的。所以，所謂 Democracy，就是「由 Demos 來支配」的意思。簡單來說，是透過對擁有財產的人課稅，重新分配財富。因此在民會之中，總是存在著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爭鬥。先前我們也曾經說過，只有在關於侵略、掠奪其他國家的政策上，他們之間才會沒有怨言、意見一致。在這一點上，雅典的民主政治，和現在的民主政治類似。因此，雅典的政治的確是我們的一種範本，只不過是錯誤的範本。

愛奧尼亞的 Isonomia，和這種 Democracy 是不同的。原本愛奧尼亞就沒有氏族的排他性。所以，他們才會接受移民。而且，他們沒有貧富的差距。當然，也沒有男女的歧視與對外國人的歧視。也沒有奴隸制。雅典有過的東西，愛奧尼亞沒有。那麼在愛奧尼亞，有過什麼樣的思想？換句話說，有沒有哲學？追問這個問題，也就是在追問「哲學的起源」。

雅典的哲學家，稱呼愛奧尼亞的哲學為「自然哲學」。這表示作為哲學，還在早期的階段。在他們的想法裡，一直要到蘇格拉底以後，才首次有了對人類、對道德的探究。但是，除了蘇格拉底以外，我看不出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有什麼地方呈現了普遍的道德性。比方，亞里士多德就曾經說過，奴隸天生就是奴隸；也就是說，奴隸以自然（Physis）為基礎。

另一方面，愛奧尼亞人不認同奴隸制。後來被稱為辯士（Sophist）的那些人，也繼承了這樣的態度。他們主張，在自然（Physis）之中，人是平等的；市民與奴隸的區別，只不過是人類所製作的規範（Nomos）。在探索「自然」的時候，愛奧尼亞的哲學家從根本上，重新追問人是什麼？應該做什麼？這些問題。

在傳承愛奧尼亞自然哲學的人之中，我特別注意歷史家希羅多德，以及醫師希波克拉底。希羅多德以完全沒有民族自我中心主義的態度，考察了各國的歷史。還有醫師希波克拉底，把當時視為神明作祟的病，也就是癲癇，看作是自然（Physis），也就是腦的障礙。在這一點上，他明顯地承繼了自然哲學。不僅如此，他還以另一個 Physis 為基礎，思考了醫學的倫理。舉例來說，他把不能歧視患者，要為患者守密，看作是醫師的鐵則。這些倫理，到現在還存留下來。所以，那些主張愛奧尼亞的自然哲學不問道德性，雅典的哲學家才具有道德性的說法，根本上就是可笑的。

2）就像我們已經說過的，讓 Isonomia 可能成立的條件，就是有可以提供移民的、充分廣闊的邊境；土地不夠的時候，就可以向別的地方移動遷徙。反過來說，當這個條件不再成立，Isonomia 也隨之瓦解。這個說法也可以拿來形容美國的 Township。英國和印第安人簽下協定，限定了殖民地的範圍。美國人之所以想要脫離英國而追求「獨立」，其實是為了跨越這個限制，以得到侵略印第安人土地的權利。

當邊境的土地消失，在愛奧尼亞的城邦，Isonomia 也不再能夠成立。產生土地所有的格差，也產生了階級的對立。然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出現了僭主。實際上愛奧尼亞的哲學家，就是那些在 Isonomia 瀕臨危機的時候，試圖擁護、重建 Isonomia 的人。因為 Isonomia 存在的時候，看起來是理所當然的，誰也不會去思考它的意義。關於美國的 Township，也是如此。

在歷史上，Isonomia 只有透過某些偶然的條件，才可能存在。因此，當這樣的條件消失，Isonomia 也無法存續。但是 Isonomia 的意義並不會因此就消失。事實上，在 Isonomia 消失之後，人們才發現了它的意義。

剛剛我說，希臘的自然哲學家，已經是在 Isonomia 的危機中思考；這個說法也可以拿來形容一些，乍看之下和愛奧尼亞哲學無關的哲學家們。薩摩斯島的畢達哥拉斯就是其中的一個人。薩摩斯島很不幸地淪為僭主支配的體制。就在這樣的體制下，畢達哥拉斯和他的摯友波利克拉底，企圖恢復 Isonomia。但結果他的這位朋友，自己變成了僭主。這時候畢達哥拉斯離開了薩摩斯島，在各地流浪，似乎還到過印度。最後他出現在義大利，建立了畢達哥拉斯教團，還創立了學園（後來柏拉圖仿效他，成立了學院 Academy）。

關於畢達哥拉斯，愛奧尼亞的事件明明具有根本性的影響，但是沒有人談論這一點。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他從亞細亞引進的神祕思想，以及靈魂的輪迴轉生等觀念。但是從家諭戶曉的畢達哥拉斯定理，也可以知道他是如何固執於幾何學，更可以看出，畢達哥拉斯思想的根本來源，是愛奧尼亞。雖然，他受到亞細亞思想的影響這一點，的確是事實；但那也是以他在愛奧尼亞的政治經驗為基礎。

畢達哥拉斯在義大利的克羅頓這個地方，試圖重新進行過去失敗過的社會改革。他所創立的教團，全員在經濟上平等，而且男女也是平等的，是一種共產主義式的團體。他從過去的經驗學到下列的事情。第一，不可以聽任大眾的自由。聽任大眾的自由，將導致壓抑大眾自由的「獨裁制－僭主制」。另外一點，領導者必需是超越肉體束縛的哲學家。如果不是這樣，領導者本身將淪為獨裁者。他的摯友就是如此。

這樣的想法，後來成為柏拉圖所主張的「哲學家－王」，也可以說是哲人政治的原型。實際上，柏拉圖深受畢達哥拉斯派教團的影響。但我認為，柏拉圖之所以和畢達哥拉斯產生同感，是因為他自己在雅典得到的慘痛經驗，和畢達哥拉斯在愛奧尼亞經驗到的事情類似。柏拉圖認為，雅典的 Democracy 殺死了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被處刑後，柏拉圖逃離雅典，四處流浪，因此才遇見了畢達哥拉斯的教團。對於 Democracy 的懷疑，對哲人政治的提倡，雖然來自柏拉圖自身在雅典的經驗，但那同時也是畢達哥拉斯經驗過的事情。

3）第三個問題，和蘇格拉底有關。一般人以為，柏拉圖是蘇格拉底最親近的人。那是因為柏拉圖所寫作的大量的對話中，都有蘇格拉底登場。但是真正的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所描寫的人物，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說，依據柏拉圖的描述，蘇格拉底和愛奧尼亞的自然哲學家不一樣；蘇格拉底是第一個思考人類以及道德性問題的人。但是我懷疑這一點。先前我們也說過，愛奧尼亞的哲學家們，對人類與道德的問題，有很深刻的關心與思考。

我這樣認為：與其說蘇格拉底批判愛奧尼亞的哲學，還不如說他試圖找回愛奧尼亞的哲學。換句話說，他試圖在雅典的 Democracy 中，恢復愛奧尼亞曾經有過的 Isonomia 精神。重要的是，蘇格拉底並不是有意識地要這樣做。這一點非常有趣，同時也是關於蘇格拉底的一個謎。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降臨在他身上的 Daemon（精靈、神靈）。蘇格拉底具有特殊的資質，可以感受到到像 Daemon 這樣超自然的存在。不過，像這樣的人物在現代也有，並不是很稀奇的事。蘇格拉底異於常人的地方，在於 Daemon 對他的指示非常特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Daemon 禁止蘇格拉底以公人的身分活動。簡單地說，Daemon 不准他去參加民會，而且命令他，要為正義而戰鬥。

參加民會是雅典市民的特權，也是一種義務。Daemon 所說的，就是要他放棄這樣的特權與義務。這對雅典市民來說，是不得了的大事。在民會中活躍，才能夠被稱為成熟的、體面的市民。有錢人之所以付錢，讓他們的子弟跟隨辯士（Sophist）學習，就是為了讓他們的子弟可以在民會中，有精彩的表現。儘管如此，Daemon 卻指示蘇格拉底不可以參加民會，而且要為正義而戰。

在這個指令之下，蘇格拉底做了一件事：他到 Agora（廣場、市場）去。他為正義而戰的方式，就是和廣場的人們進行問答。民會是公的場所，相對的，廣場（Agora）就是私的場所。但 Agora 不只是私的場所，它比民會更具有普遍的開放性。舉例來說，女性、外國人、奴隸不可以進入民會。但是在廣場裡，什麼樣的人都有，都可以進入。廣場和民會不同；廣場是一種議會。

民會被稱為 Democracy。今天我們稱之為直接民主主義，但實際上 Democracy 是由所謂市民這個支配階層──也就是「Demos」──來支配。另一方面，那些不能進入「Demos」的人，大量出現在廣場。那麼，蘇格拉底究竟在廣場尋找什麼？我認為他所尋找的就是 Isonomia（無支配）。當然，蘇格拉底不是有意識地這樣想，他是遵從 Daemon（精靈）的指令。

民會與廣場。公的事物與私的事物。它們的價值排序，對雅典來說是清楚明白的。但是 Daemon 在禁止蘇格拉底以公人的身分活動的同時，並沒有要他遠離政治，而是要他以私人的身分，為了正義而活動。換句話說，Daemon 的指令是否定城邦中公人與私人的區別。

話說回來，公人與私人沒有區別的社會，也就是民會與廣場沒有區別的社會，過去曾經存在於愛奧尼亞。那就是 Isonomia。在愛奧尼亞沒落之後，人們不但失去了 Isonomia，甚至忘記了 Isonomia。Isonomia 只有以淡淡的身影，存活在自然哲學的傳統中。據說蘇格拉底年輕的時候，曾經學習過自然哲學。阿里斯托芬的喜劇《雲》，也描寫過這件事。但蘇格拉底並不是以這種方式，繼承愛奧尼亞的精神──也就是 Isonomia。在他身上，是 Daemon 的指令讓他回想起 Isonomia。

Daemon 的指令，以佛洛伊德的話來說，就是「被壓抑者的回歸」，以一種強迫性的形態到來。我們可以說，蘇格拉底把 Isonomia 引進雅典。蘇格拉底之所以被視為雅典 Democracy 的威脅，就是這個緣故。

4）我開始在雜誌連載《哲學的起源》，是在二〇一一年五月左右的時候。在那之前的三月十一日，日本發生了東北大地震，以及福島的核能發電廠事故；四月，開始了抗議的示威活動。我參加了那些示威。我一面參加示威，一面撰寫了《哲學的起源》。那時候我突然理解，為什麼蘇格拉底不去參加民會，而到廣場去。

據說蘇格拉底在廣場上，不管對象是什麼樣的人，和人進行問答。那麼，他的問答是什麼樣的東西？在柏拉圖撰寫的「對話篇」裡面，對話的進行非常平順，向著一定的終點──也就是目的──進行。這樣的對話實際上是自我對話，也就是說，是一種內省，不是和他者的對話。我們和他者的對話，不可能這樣恰好地完結。舉例來說，第歐根尼•拉爾修如此記載，蘇格拉底的問答法經常激怒對方；他也因此經常被毆打、被踹被踢。他只是默默地忍受。朋友勸他提出訴訟，蘇格拉底這樣回答：「然而假使驢子或馬踢我，難道我也要把驢馬當成對手，來興起訴訟嗎？」（《哲人言行錄》）

我繞著國會的四周遊行的時候，這樣想著。我們的國會，放到雅典來說，就是民會。在這裡，在選舉中選出來的人，握有權力。他們說這就是 Democracy。他們說得沒錯。但是，那麼，國會外面的示威、集會，要算是什麼呢？作為主權者的國民，到底身在何處？是在國會那一邊，還是在示威、集會的這一邊？

在那個時期，我曾經寫了〈雙重的 Assembly〉，這樣一篇短文。在英文裡，議會是一種 Assembly，集會遊行也是一種 Assembly。一般人認為，議會和示威、集會是互相對立的，但它們原本是一樣的東西。Assembly 從遠古就有。用日語來說，就叫作「寄り合い」──聚會會議──不管什麼樣的村莊都有這樣的東西。

舉例來說，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表示，人民只有在 Assembly 之中，才能成為主權者。但關於英國的代議制（議會制），他又這麼說：人民只有一天是主權者（譯者：就是選舉的那一天），之後只能服從他們的代表者。那麼，盧梭所謂的 Assembly，是什麼樣的東西？那與其說是議會，還不如說是示威、集會之類的東西。實際上，歐洲的議會，就是從示威、集會這樣的東西發展出來的。

通常，人們把議會與示威、集會分離開來，看作完全不同的東西。但是，它們有一瞬間是互相交叉的。舉例來說，二〇一二年六月，日本政府要強行重新啓動核能發電廠的時候，有數十萬人，連著好幾天包圍國會。當然，示威的這一方沒有侵入國會。不但如此，集會結束後還把場地打掃乾淨。但令人驚訝的是，國會那邊的議員們，也來參加了抗議集會。那麼，國會中的議會和國會外的議會，哪一個才是真正的議會？

我再一次思考雙重 Assembly 的問題，是在二〇一四年三月，台灣的太陽花運動，也就是佔據立法院事件的時候。在這一次的事件中，示威、集會的這一邊，進入了國會。也就是說，雖然只有很短的期間，兩種的 Assembly 統一了。不用說，同樣的事情大概不會再發生第二次了吧。下一次，應該會被國家阻止吧。但是，從根本上來說，國家沒有辦法阻止作為主權者的人民出現。作為主權者的人民，一定會出現。

舉例來說，在古代也曾經出現。蘇格拉底不去民會，而在廣場從事問答，就是一個例子。從太陽花運動來看，就更能瞭解蘇格拉底是如何在廣場為了正義而戰，如何經常被毆打 、被踢被踹。我所說的《哲學的起源》，出乎意料地，就在我們的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