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無能的領導，恐懼的總和 / 笨蛋！問題在領導: K 馬英九的文集
http://hcbooks.blogspot.tw/2011/07/blog-post_4445.html"自從十六世紀的蒙田率先說出「我最恐懼的事就是恐懼」後，這句睿智名言就常在人心。後來美國的小羅斯福總統將原句修飾，變成「我們唯一必須恐懼的，乃是恐懼本身」。它的語氣更加鏗鏘，已成了廿世紀最重要的勵志金句之一。"---這句話，在2016年香港影展，又大放異彩。
"政治人物當然要選票，但選票必須他們努力去賺，有政績的選票跑不掉，沒政績的選票求不來。與其被選票自嚇到抓狂，倒不如端正自己，多做一點為人民興利除弊的事。當代恐懼學家，紐約州大教授羅賓（Corey Robin）說：恐懼不應是包袱，更不容因為恐懼而打壓別人，恐懼應該成為進步的動力，只有敢去面對並克服恐懼的人，才會有希望！"
南方朔這篇發表在2010-03-30 中國時報，收入【笨蛋！問題在領導 】台北：有鹿文化，2010，頁139-141
是一本大K馬英九的領導力之文集。
目錄
自序∕南方朔
【輯一】領導力領導人不要只盯著他們自己的那個位子，而是要去激勵、創造及分享一種能夠凝聚人心的願景。「偉大事務」不是要搞什麼豐功偉業，而是去和人民共享熱情與願景。
林肯的靈魂
伊莉莎白一世的逆境領導
領導的守則
誤國的自戀型領袖
當領袖不領導
BB玩具槍打不了仗
真無能，還是假孬種？
七宗壞領導
君子惡居下流
獅、狐、鴿、蛇的政治性格
領導的謊言
請鬼拿藥單
運氣不能當本領
水溝裡的萬言書
講話風格定勝負
優秀的個人搞出三流的國家
民主貴族傑佛遜
【輯二】經濟力開國英雄與創業豪傑，由於他們的生命與事業結合為一體，他們的創業僚屬也自然而然的榮辱與共。他們像家庭成員般盡忠，對團體的成敗隨時都保持警覺和警戒。有這種精神的國家和企業，等於是個生命狀態良好的有機體。
小羅斯福的經濟新政
消除金融文盲
認同經濟學
從美國金融國災到台灣政策災
經濟危機「戰」起來？
悲慘指數
畢業即失業
兩層經濟論
漲和不漲都不行
瞎子摸「數字」
回不去的幸福時光
聖誕老公公的政治
剝削到底的高鐵案
梭魚政治
徵不到的稅
切不斷、理欲亂的黨產問題
新富階級的低檔社會
經濟「內部自主性」
【輯三】安治力一個夠資格的領導人應當是「一個組織團結與共識的象徵」，他必須是那個組織的凝聚點，而不能成為力量分散的來源；從掌權之日起他就要在極短的時間內建立起自己的信用，使自己的團隊與有榮焉，使對立的另一方視他為可敬的對手。
眾人皆懼我獨勇
不能射殺帶來壞消息的送信人
正當性危機
道德勇氣
無間道在台灣
黑白同一掛
黑白共治？
以反貪興，以貪腐亡
解析「金瓶梅」式的弊案劇情
人與獸一線間
製造問題的台灣領袖
誰用敗德詛咒台灣
修辭莫若修心
Ｘ很大，輸很大？
無能併發症
「和解」不等於「鄉愿」
柔性的宮廷版權鬥
危機倒數「內爆」
政府「推手」不「共構」
有土斯有財
誰該來共苦？
【輯四】開創力「轉型」就是要把「以前可以，現在不可以」的事轉掉，而規劃「以前不可能，將來可能」的事。好領導全以膽識智慧開創希望，超越自己的限制與狹隘，在共同提升的領導下創造出追隨的氣氛。
全球化的新領導
台灣需要被重新「發明」
重建價值制高點
感恩與歉意的新政治
願他們被「更好天使」所觸摸
八卦經濟
「心服」才能「口服」
不被看見焦慮症
思想重建的國家
欠學很危險
媚俗火星文
胡錦濤和章子怡的「公關之旅」
歐墨洛教授的「失敗學」
願台灣政黨都有位金諾克
詮釋的循環
平庸政治
當Nobody變成Somebody
蓋洛普領導研究
催生「人道政府」
不向壓迫和誘惑低頭！
轉型政治學
序
自序
批判平庸，為台灣呼喚領導力！
美國期中選舉，由於選民對歐巴馬政府不滿，民主黨因而遭到六十八年來的最嚴重挫敗。
民主黨慘敗之後，《洛杉磯時報》有一篇社論對歐巴馬的領導風格做出了針砭。該社論指出，歐巴馬乃是個「交易式的領袖風格」（Transactional Leadership），而不是「轉型式的領袖風格」（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它的意思是說，歐巴馬並不是沒做事，但他做事好像是做生意一樣的精打精算：這個要討好，那個不得罪，例如他推出的健保方案，討到 了窮人的歡心，他在健保的執行上，他又向藥商及保險業者等示好放水，用舊式的說法，乃是他的改革非常的機會主義，顯得有點半生不熟的半調子。至於，「轉型 式的領袖風格」則不然，這種領袖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有甚麼方向與目標，在方向的帶動下，他們的改革就會有較強的理想性，而歐巴馬的畏首畏尾，前後不一，其實 已暴露出他的政客本質。選舉時，他信心滿滿高唱「改變」口號，好像是個改革政治家，美國選民也期待他是個改革政治家，但這場期中選舉下來，他那種改革政治 家的光環已被打掉了。
因此，《洛杉磯時報》說他是「交易式的領袖風格」，而非「轉型式的領袖風格」，這對歐巴馬來說，乃是相當嚴重的指責，他擔不起「轉型」的重責大任。這時，我們已有必要去申論「轉型」這個概念了。
「轉型」這個詞，今天已成了全球在廣泛使用的時代關鍵字。如果我們稍做查考，即可發現這個詞乃是起源於一九八七年。當年「美國政治科學協會」 （APSA）在芝加哥舉行年會，在該次會議上決定成立「生態及轉型政治小組」，該小組由美國大學教授費雪（Jeff Fishee）擔任召集人，美國名校許多位有關人文心理學、未來學、政治運動學者，以及生態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者，還有電訊民主的專家都是重要成員。在該次 會議後，「轉型政治」（Transformational Politics）這個名詞開始進入了當代政治思想及實際政治的日程表，「轉型」也因而成了時代性的關鍵字。
根據美國加州聖瑪莉學院政 府研究教授伍爾波特（Stephen Woolpert）等人合著的《轉型政治學：理論、研究及實踐》一書所述，「轉型」這種概念乃是一種社會進化觀的顯露，從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以來，人類社 會已出現了巨大的結構性變化，人們的意識改變，已使得女性主義和生態環境主義興起，尤其是資訊科技和傳播媒介的發展，人們的主體認知增強，已使得人際互動 更趨複雜，這些都是社會內容的改變，已使得既有的社會及政治文法應接不暇。就知識理論而言，這意謂著人類社會已到了「舊典範」（Old Paradigm）難以為繼，而「新典範」（New Paradigm）開始登場的時候了。
美國學者用「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觀念，設定出「轉型」這種說法，在近當代政治學上乃是一個重大的觀念革命。因為「轉型」這種觀念乃是一種具有主體認知，有目標性和方向感的 思惟方式，一個社會的型要往那邊去轉，這乃是一個社會重大的方向性決定，對該社會的領導階層乃是個至關重要的課題，這意謂著他們必須要有目的性的願景，而 且還要有針對該願景去做出整體規劃的能力，而這種討論問題的方式，在西方，特別是美國可謂斷層已久。
近代西方，甚至全世界，由於都出現 過許多政治狂人和災難，因而戰後的美國政治學遂開始不談領導的問題，只談民主，而且將民主絕對化，以為民主就可解決一切的領導問題。這種只談民主，不談領 導的政治學，到了最後，它將一切都簡化成了民意。這種趨勢使得政治領袖們愈來愈不領導，任何人如果去談領導，很容易就被扣上是在鼓吹「強人人治」的帽子。
其實，早在民主政治發展之初，西方的理論家裡就已有人指出，民主誠可貴，但領導亦絕對不可廢，否則民主就只全讓「平庸」（Mediocrity）當道， 早期的美國民主理論家裡，著名建築工程師克蘭穆（R. A. Cram, 1863-1916）即指出民主選舉當缺乏了有品質的領導，最後就會招致「平庸的報應」（The Nemesis of Mediocrity）。二十世紀這些民主理論家的觀點當然不一定對，但戰後政治學的只談民主不談領導，終於在一九八七年受到重要學者龐斯（Tames M. Burns）的注意，他發現到美國自從甘迺迪、馬丁路德．金恩之後，就再也沒有偉大的領袖型人物。他所謂的偉大，並不一定是要有甚麼豐功偉業，而是要替國 家創造出新的可持續努力及分享的願景，他在一九七八年所著的《領導》一書裡，首次把「偉大」這個價值放進了政治領導人物的品質要求中。
戰後的政治學只談民主而不領導，除了政治學家本身有心理障礙，恐懼說領導會被誤認為是在鼓吹人治之外，這其實也和戰後的民意政治及媒體發展有關。戰後的社 會發展加速，代表不同利益主張的民意日益蓬勃，特別是在一九六○和七○年代，社會的多元化加速，搞政治的人物顧得了這派民意就會得罪另一派民意，為了安 全，遂養成一種「迴避」（Avoiding）的習性，那就是在各種民意眾訟來定時，就迴避掉問題，只有等到糾纏的民意自己理出了頭緒，才去做出選擇。在理 論上這被稱為「社會過多元時的停滯不進」（Stagnation of Hyper-Pluralism），聰明的政客則是每天看著民意辦事，前總統柯林頓即是按民意辦事的翹楚，美國當代主要政論家喬．克萊恩（Joe Kleine）即評論曰：「 一個領導人只是跟著變動不居的民意辦事，這種是誰都會做，我們還要你做甚麼？」
政治人物畏懼和討好民意的 現象，喬治柏森大學教授柯文（Tyler Cowen）則指出，一個成功的政客必須和通俗文化做觀眾注意力的競爭，因此他們主要的工作，乃是討好選民，讓他們感覺良好。於是只會做秀而不會做事的政 治人物遂告出現，柯文教授甚至指出，在一個媒體緊密審視的社會，只會使得政治人物更加不誠實，他們只會討好公眾的胃口，以防止被罵。這種政治人物開始時胃 了贏得選舉還會去冒著風險做出改革者的樣子，但當選後為了保住位子，就只求安全而去討好選民，已不可能去提出自己的願景。政治的大平庸遂告出現。
近當代政治學由於只談民主，不談領導，它造成了政治學的平庸化，而政治學的平庸化即現實政治平庸化的基礎，政治人物不再努力的殫精竭慮帶領國家創造新方 向新共識，當時代的新問題出現，他們也無法去面對，如果我們回溯近代重大的方向性問題，如污染問題、生態環境問題，它們都是社區人民發動激烈的抵抗運動所 致，而這些運動初起時政府體制都強力的加以打壓。這即是政治人物領導性喪失的證明。也正因為政治學已不談領導，所以近代的領導學遂由政治學這個領域被割讓 出來給了企管學，到了現在，企管中的領導學已逐漸由企業領導升高到談政治的領導。
由近代政治學及實際政治中在領導問題上的棄權和墜落， 我們已可注意到近代政治領袖人物的平庸化與墮落，其實是有原因的。當政治學家不對政治領袖的領導功能做要求，政治人物在這個媒體時代，當然犯不著去扮演可 能得罪人的領導角色，寧願像個明星式的天王去做秀，討得民眾的掌聲與歡心。歐巴馬這個失敗的例子，它那種「交易式的領袖關係」，已顯露出他其實不過是個擅 於媒體操作，會讓自己在人民掌聲中竄起的人物，但在實質上它對美國社會卻缺乏了願景，因而這邊要討好那邊也要討好，向個精打細算的小生意人，最後終於難免 「從那裡竄起來，也在那裡摔下去」的命運。
也正因此，「轉型」這個概念的出現，對政治學、實務政治或領導學，可以說是具有重大的意義。 一個社會要往那個方向轉，在轉型的過程中有甚麼新價值和新制度要建立，這乃是領袖人物不可辭卻的職責，「轉型」這個字，它的真實意義乃是要恢復政治領袖級 人物早已忘記掉的領導職能啊！
根據以上所述，已可看出和社會都需要有能力有擔當的領導人物，在民主社會尤其如此。由近年來全球的變化， 人們已看到太多平庸型的領導人物，他們缺乏遠見和能力，可以一時之間利用歷史所給予的機會而竄上舞台，但因為缺乏願景與能力，最後終於錯失了這樣的機會， 因而耽擱掉了整個歷史的轉型進程，而台灣就是個很好的例證。
過去二十年，乃是台灣由威權過渡到自由民主的階段，就社會及政治發展的角度 而言，這是個大轉型，要在轉型中超越過去的惡習和創傷不平，要在轉型中打造社會的新共識與新願景，而更重要的是要在轉型中建造出良好的民主法治文化，在這 樣的過程中，社會雖然有自己的任務要完成，但最關鍵的角色無疑的仍在於政治領導人物的身上。
台灣過去二十年，乃是民主轉型的混亂二十 年。第一波登場的領導危機乃是李登輝時代的整個領導群亂局。眾所週知國民黨乃是個高度封建性的政黨，封建性的人際關係和權力關係建構出，國民黨權力上層的 省籍矛盾，台灣的一般人由於生活領域的相同，早已沒有了省籍矛盾的因素，但搞政治的人卻都不得不承認，它乃是國民黨上層政治的主軸。在李登輝時代，整個國 民黨上層不斷分裂鬥爭，宛如古代宮廷鬥爭的現代版。當一群舊特權勢力集團，感覺到他們的權力受到威脅，而挾帶著群眾來掩護他們的失去權力的恐懼，這種由上 層所發動的權力鬥爭，對一個社會的文化及政治發展遺害最大也最久，國民黨舊勢力的這種鬥爭，由新黨而親民黨，再到連宋鬥，一直延續到後來的馬王鬥，它成了 台灣政治轉型失敗的主線。當整個當權的國民黨上層都耽於權鬥，政治轉型的有效領導又怎麼可能？
及至陳水扁主政，除了朝小野大的惡性鬥爭持續之外，陳水扁又再把過去那種被迫害妄想擴大，另一種的愛台灣民粹主義又被煽起，甚至成了貪腐有理，台灣政治轉型再次成為不可能。
而到了二○○八年國民黨再次政黨輪替上台，這個政府擅長媒體操作，但卻缺乏足夠的治理能力：「八八水災」即充分暴露出那個政府在當為之時而不為的平庸無 能，而它在財經問題上又只會一逕偏向於資方，惡化了台灣貧富差距，而胡亂搞的許多花大錢做秀，實惡化了台灣的財政，迄至目前，台灣的國債已達台幣五兆，而 隱藏性負債則達十三．三兆，這是何其可怕的情況。除了治理能力堪疑外，更值得注意的乃是這個政府已執政兩年半，但縱使到了今日，它還是動輒將問題推給前 朝。這樣的風格又怎麼可能使人民對它有信心呢？
因此，台灣在過去二十年裡轉型轉得七七八八，歸根究柢，權力上層顯然要負擔很大的責任。 這也是近來我的寫作主題之一，我深信政治評論者必須站在權力的對立面，只有站在這種位置上，對當權者進行評論，才可發揮監督警惕的作用，批評的功能等於是 在為台灣呼喚領導力！我深信政治人物的天職，就是要對一個社會有願景，願景乃是一個社會共同福祉之所繫，政治人物如果怯於負責和領導，他是不夠資格坐在位 子上的。
南方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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