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千鶴女士,東海第一屆外文,現居美國。張追顏,是很美麗的愛情故事。....此書故事感人....
漢清講堂一直計畫作張家兩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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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超英自序 《宮前町九十番地》 張超英口述﹐陳柔縉執筆。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6年8月20日出版 。
張超英是張月澄(秀哲)的獨子,祖父張聰明的獨孫,1933年2月17日生, 2007年3月7日去世。妻顏千鶴。子張家瑜、張得瑜、張致瑜。
張超英自序
「宮前町九十番地」是我老家舊址,即現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台灣水泥公司的對面,佔地一千多坪。這個地址在台灣近代史上有兩個特殊意義。
日據時代,我父親張月澄〈又名張秀哲〉以象徵性的一圓日幣租給中華民國駐臺領事館,他的本意是「能讓自家屋頂上飄著中華民國國旗」,不亦樂乎。當時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是二等國民,滿腹的壓抑,能看到「祖國」的國旗在自家飄揚,不免也是一種紓解。
祖父當時是台灣煤礦界的資產家,雖然表面親日,但私底下也不反對父親的決定。為了提供這棟自宅,祖父特地在同址後院加蓋一棟一模一樣的洋樓,我們一家人就從前院搬到後院。
家父學生時代〈1920年代〉靠著在台灣的祖父無限制的經濟支援,致力於反日運動,在廣州組織「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並 出版「台灣先鋒」,鼓吹中國革命「勿忘台灣」。這一群台灣學生夢想著藉由中國革命成功來解救台灣人民脫離日本統治,現在看來真是「頭殼壞掉了」。更諷刺的 是,二二八事件後不久,家父也與一般台灣知識份子一樣遭受國民黨逮捕,在死刑前獲救,夢碎也心碎。
二次大戰後,國共鬥爭,蔣介石節節敗退,他手下的情報首腦毛人鳳奉命先來台灣佈署,毛人鳳的落腳地也是我家。這次,屋頂上不是飄著國旗,而是架設各式各樣的無線電天線,院子裡更擺著準備隨時給蔣介石使用的三部美國產的豪華大轎車,一字排開,頗為壯觀,。
我的母親甘寶釵是彰化名紳甘得中的長女,彰化女中第一屆畢業,也是當時女孩子到日本留學的先鋒之一,就讀於至今仍享有盛名 的日本女子大學。在1920年代,她因深受日本西化的影響,自由、平等、人權的理念深植心中,主張女子剪髮,投入社會服務。剛好父親也在報上呼籲提高婦女 人權,兩人有相同的革命理念,相互傾慕,而結成連理。
生為他們的獨子,體內或許也流著相同的熱血,一心所想,就是本於自由、民主、人權,要提高台灣人的尊嚴與地位。在我人生歷 程中,經過了日治時代、威權時代、李登輝時代以及現在的本土時代。在各階段中,為了反對不自由、不民主、不公義而迸發出不同的火花,也為了執著於這個理 念,在我人生各階段,有人說我是「漢奸」,也有人說我是「台奸」,有人把我歸為「宋派」,更有人指我是「只會花大錢的公子哥兒」,對這些指稱,我總是一笑 置之,從不放在心上。
記得2000年那次選舉前,我公開發表「同時支持李登輝與宋楚瑜,對我來說並不矛盾」,引起很大議論。其實,我的信念只有一個,凡是為自由、民主、公義理念而奮鬥的人,我都會無條件支持。可惜2000年以後,兩人都偏離了這個理念,使我無法接受。
回顧參與國內國外大大小小事件,不計其數,引以為傲的是我始終沒有參加國民黨。在公務員31年生涯中,始終以超然的態 度,努力做自己認為「對」的事,追求符合自由、民主和公義的事。1958年進入新聞局,1962年升任國際處第三科科長,到1998年退休時任駐日代表處 顧問兼新聞組組長,30年從科長到組長,職階相差無幾。也許我的名字使我太超然,從來不計較地位和金錢。生命中只堅持一個原則:那就是爭取台灣人的民主、 自由和人權,而這個職場正提供了我這個舞台,讓我很是感念上天的恩寵。也許在一般人眼中,我太「天真荒唐」,就如我父親早年參加中國革命的「天真荒唐」。
如果能藉著我對往事的回憶而激發讀者少一點功利主義,多一點超然客觀,少一點藍綠色彩,多一點回饋社會的熱忱,將是我最大的榮幸。
這本書得以完成面世,我要感謝柔縉,她不但文筆流暢,記憶力更是驚人。她在考證與整理上,花了好大精力與時間,彌補了我的 粗枝大葉,當初能請得到她執筆,實在幸運,在此特別致上萬分的感謝。同時也感謝蕭秀琴、鄭宇斌及時報出版公司的李濰美小姐,費心討論書該如何呈現,並在大 堆照片中費功夫篩選、編排。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內人千鶴,由於她一路參與、犧牲與支持,我們才能共創本書的片片段段。我們既是夫妻,更是同志。這本書也將是我夫婦留給 家瑜、得瑜、致瑜 三個孩子的禮物,希望他們能體會我們對台灣的愛,瞭解我們曾經走過的路。
「宮前町九十番地」是我老家舊址,即現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台灣水泥公司的對面,佔地一千多坪。這個地址在台灣近代史上有兩個特殊意義。
日據時代,我父親張月澄〈又名張秀哲〉以象徵性的一圓日幣租給中華民國駐臺領事館,他的本意是「能讓自家屋頂上飄著中華民國國旗」,不亦樂乎。當時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是二等國民,滿腹的壓抑,能看到「祖國」的國旗在自家飄揚,不免也是一種紓解。
祖父當時是台灣煤礦界的資產家,雖然表面親日,但私底下也不反對父親的決定。為了提供這棟自宅,祖父特地在同址後院加蓋一棟一模一樣的洋樓,我們一家人就從前院搬到後院。
家父學生時代〈1920年代〉靠著在台灣的祖父無限制的經濟支援,致力於反日運動,在廣州組織「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並 出版「台灣先鋒」,鼓吹中國革命「勿忘台灣」。這一群台灣學生夢想著藉由中國革命成功來解救台灣人民脫離日本統治,現在看來真是「頭殼壞掉了」。更諷刺的 是,二二八事件後不久,家父也與一般台灣知識份子一樣遭受國民黨逮捕,在死刑前獲救,夢碎也心碎。
二次大戰後,國共鬥爭,蔣介石節節敗退,他手下的情報首腦毛人鳳奉命先來台灣佈署,毛人鳳的落腳地也是我家。這次,屋頂上不是飄著國旗,而是架設各式各樣的無線電天線,院子裡更擺著準備隨時給蔣介石使用的三部美國產的豪華大轎車,一字排開,頗為壯觀,。
我的母親甘寶釵是彰化名紳甘得中的長女,彰化女中第一屆畢業,也是當時女孩子到日本留學的先鋒之一,就讀於至今仍享有盛名 的日本女子大學。在1920年代,她因深受日本西化的影響,自由、平等、人權的理念深植心中,主張女子剪髮,投入社會服務。剛好父親也在報上呼籲提高婦女 人權,兩人有相同的革命理念,相互傾慕,而結成連理。
生為他們的獨子,體內或許也流著相同的熱血,一心所想,就是本於自由、民主、人權,要提高台灣人的尊嚴與地位。在我人生歷 程中,經過了日治時代、威權時代、李登輝時代以及現在的本土時代。在各階段中,為了反對不自由、不民主、不公義而迸發出不同的火花,也為了執著於這個理 念,在我人生各階段,有人說我是「漢奸」,也有人說我是「台奸」,有人把我歸為「宋派」,更有人指我是「只會花大錢的公子哥兒」,對這些指稱,我總是一笑 置之,從不放在心上。
記得2000年那次選舉前,我公開發表「同時支持李登輝與宋楚瑜,對我來說並不矛盾」,引起很大議論。其實,我的信念只有一個,凡是為自由、民主、公義理念而奮鬥的人,我都會無條件支持。可惜2000年以後,兩人都偏離了這個理念,使我無法接受。
回顧參與國內國外大大小小事件,不計其數,引以為傲的是我始終沒有參加國民黨。在公務員31年生涯中,始終以超然的態 度,努力做自己認為「對」的事,追求符合自由、民主和公義的事。1958年進入新聞局,1962年升任國際處第三科科長,到1998年退休時任駐日代表處 顧問兼新聞組組長,30年從科長到組長,職階相差無幾。也許我的名字使我太超然,從來不計較地位和金錢。生命中只堅持一個原則:那就是爭取台灣人的民主、 自由和人權,而這個職場正提供了我這個舞台,讓我很是感念上天的恩寵。也許在一般人眼中,我太「天真荒唐」,就如我父親早年參加中國革命的「天真荒唐」。
如果能藉著我對往事的回憶而激發讀者少一點功利主義,多一點超然客觀,少一點藍綠色彩,多一點回饋社會的熱忱,將是我最大的榮幸。
這本書得以完成面世,我要感謝柔縉,她不但文筆流暢,記憶力更是驚人。她在考證與整理上,花了好大精力與時間,彌補了我的 粗枝大葉,當初能請得到她執筆,實在幸運,在此特別致上萬分的感謝。同時也感謝蕭秀琴、鄭宇斌及時報出版公司的李濰美小姐,費心討論書該如何呈現,並在大 堆照片中費功夫篩選、編排。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內人千鶴,由於她一路參與、犧牲與支持,我們才能共創本書的片片段段。我們既是夫妻,更是同志。這本書也將是我夫婦留給 家瑜、得瑜、致瑜 三個孩子的禮物,希望他們能體會我們對台灣的愛,瞭解我們曾經走過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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