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問題
通常我們認為，在回答一個提問之前，你必須陳述那個問題。或者，換個比喻的說法，我們要找的東西，它必須是已經丟失的東西。但這是不是真的呢？當一個人發現了一座金礦脈時，是不是大自然就丟失了這座金礦脈呢？如果我們能找到我們不曾丟失的金子，我們就有可能回答我們未曾問過的提問。
我們可以通過尋求來發現金子（甚至是我們不曾丟失的金子）。但那意味著，我們已經問過了「在哪裡，我們能找些金子？」但是，這又如何解釋我們沒去尋求金子，卻找到金子的情況呢？比如，我們在進行一些活動（例如，在山上採野花）時，發現了金子。至少（退一萬步說），我們必須注意到金子，它必須引起我們的注意，使我們不注意野花而注意它們。我們是否要通過一個對金子的需求假定，來說明這一點呢？同時，這種黃色物體的吸引力，是如何將我們的注意力，從採花的任務中轉移過去的呢？[1]【請注意此段文章風格如同在實驗室裡記錄到的大聲思維式口述報告，這是作者的主要研究模式。】
現在，讓我們從「找金子」回到「找問題」這個話題上來。由我們的隱喻提出：一種發現問題的方式，甚或是發現問題的解答的方式，是設法去解決某個其它的問題。這是沒有告訴我們那個其它的問題，是從哪兒來的─但一次只問一個問題！[2]【著者說，這裡指的是，通過引進新問題而解決了老問題。】我們正在討論〝意外（surprise）〞這個現象。在尋找野花時，我們意外地看到岩石中，有閃閃發光的金黃色的東西。要感到意外，我們就必須注意到那個令人感到意外的現象。因此就有巴斯德（Pasteur【法國名化學、微生物學家，1822-1895】）的格言：「先有準備，才會有意外的發現。」
那麼，現在我們又有了一個新的問題：頭腦怎樣才能變得有所準備？如果我要仿效歷史悠久的、採用自傳軼事方式，來作為我的發現理論的證據的話，也許現在正是適當時候。我的第一件科學工作是研究密爾沃基市的公眾娛樂活動（Simon, 1935）。對組織的研究的一個標準課題，就是它的預算過程。在這個案例中，預算過程涉及到資金的分配：在遊樂場維護（這由某組織管理）和遊樂場活動的領導（的薪資，這由另一組織管理）之間分配。這分配經常引起吵架，它是怎樣完成的呢？
我在這以前的經濟學研究，提供我一現成的假設：分配資金，要使得用於維護的下一塊錢，與用於領導人員的薪資的下一塊錢所得到的回報相同【即兩者邊際效益相等】。我沒看到任何人用這種方式來考慮這方面的決策。對他們忽視常規的經濟學理論，我是否感到意外呢？也許剛開始時，我是如此的。但經過思考後，我發現，我也不明白怎麼能使該理論實施。怎麼樣將由較好的遊樂活動領導所產生的價值，去與更吸引人的、維護良好的遊樂場地所產生的價值做比較呢？
接下來，我就有了一個新的研究課題：在不符合新古典經濟學所假定的合理性條件的情況下，人們是如何推理的？經過進一步調查，我想我可以看到一個相當簡單的模式：那些在組織上負責管理遊樂場所的人，想將更多的錢用於活動的領導，而那些負責遊樂場的物質環境的人，則想將更多的錢用於維護。概而言之，人們通過認同自己所在的具體單位所負責的局部標的，而將決策帶進合理的範圍（Simon, 1947, 【《管理行為》第十章】）。
當然，這只是一個片面的答案。它闡明「組織認同」[3]【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著者說明指形成對組織的忠誠，接受組織的目標，並且逐步地因組織的環境及其在組織中的位置而改變一個人的世界觀。因此，〝認同〞這個詞既包括動機的方面，也包括認知的方面。】現象，一個被證明是管理理論中有用的概念。更廣義的問題，即：在不符合經濟學家的普遍合理性的條件時（或甚至在符合這種條件時），人們應如何作出決策？這仍然是一個目前相當活躍的的新研究領域。它的核心概念是「有限理性」，即，人類思維的計算（能力）有所限制。當人類不知道如何最佳化時，他們可能對能夠找到足夠好的解決辦法，感到很滿意。而通過探索種種可能性的迷宮，人們通常可以找到足夠好的解決辦法（Simon, 1955a, 1982a）
那麼，這件軼事就作為科學發現式一個組成部份（「發現問題」）而言，說明了些什麼呢？它所說明的一件事是：1935年我發現式一個研究問題，它導致我進行了半個世紀的研究。我從不需要再去旁騖。說明人類理性的這一大問題，引出了一系列無窮盡的子問題：人們如何解決河內塔問題；他們如何選擇下棋的路數；他們怎樣進行科學發現？（Newell and Simon, 1972;
Simon, 1979a, sec.4,7; Langley et al, 1987）
它所說明的另一個問題是，科學發現是遞增性的。我們必須採用以前做過的每件事，作為初始條件，來解釋某一特殊的發現之行為。我們要尋找的是，這些初始條件是如何導致下一步驟的。─ 這在上述案例中就是：我的價格理論知識，和我的主管想知道密爾沃基的兩個組織，如何提供娛樂服務的，它們是怎樣引導我去觀察那個最初使我感到意外的現象的；而那個意外，又怎樣導致「認同」和「有限理性」的概念的。15年以後，所採取的步驟導致了從有限理性到「但求滿意」，再從「但求滿意」到採「啟發式探索」。
第三，這件軼事長長的例證表增加了一個例證，他們表明，〝意外〞打動有準備的頭腦乃是科學發現式關鍵。對於這個頭腦來說，什麼是〝有準備的呢〞？我在經濟學方面的訓練（運用在研究運算問題中）揭示了理論告訴我應當發生的事，與我耳聞目睹的實際發生的事情之間的矛盾。如果沒有經過經濟學方面的訓練，我會將那個觀察到的行為看為是完全〝自然的〞行為；而沒有那些觀察結果，我就會繼續沈浸在愉快的錯覺之中，以為效用最大化的新古典主義理論，可闡明了預算編制領域中人的行為。而且由於我對經濟學專業的了解還相當少，所以我還沒有養成忽視與該理論相矛盾的現實世界的習慣，而這種習慣在經濟學中是很常見的。
沒有什麼是不可思議的。沒有什麼是神祕莫測的。那麼，我們能否模擬它呢？這裡的啟發式策略與ＫEKADA相當類似──所謂KEKADA，是我和迪帕克．庫爾卡尼用於模擬漢斯．克魯勃（Hans Krebs）研究策略的一個程序。漢斯發現了在活體內合成尿素的化學過程（Kulkarni
and Simon, 1988）。在其預期的果沒有沒有時現這個程序歷經了意外，並且通過為那些令人感到意外的現象尋求解釋，從而解釋對其〝意外〞作出反應。我們還沒有擴展KEKADA去模擬有限理性的發現。但是，如果我在1935年有KEKADA幫助的話，我就能省很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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