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6日 星期三

希望,永遠在路上《天下》的故事 等



好個 中華民國百年風華








作者 林秀姿、許芳菊
出版社 天下雜誌
裝訂 黑白膠裝+書衣14.8*20.5
出版日期 2012/05/01
ISBN 9789862414903



簡介
目錄
內文試閱
媒體專訪

希望,永遠在路上
《天下》的故事


這本書,獻給所有努力實踐夢想的人們!

一個信念、30年的堅持、∞的夢想



目錄


一、愛你所做,做你所愛   
訪談殷允芃:為什麼創辦天下?
二、探索 - 台灣競爭力    
新聞幕後:尋找台灣優勢
台灣過去靠什麼走過來? 
三、拓展 - 國際視野
訪談殷允芃:決定啟動,櫻花計畫     
新聞幕後:現場直擊歷史一刻
大陸動盪的根源  
四、打開 - 歷史縱深      
訪談殷允芃:一同走過「從前」,一起「發現」台灣  
五、追求 - 事實真相
新聞幕後:調查報導 推動改革
黑金民主蔓延時      
六、深耕 - 在地關懷        
訪談殷允芃:為什麼我們不能「哈台」
美麗台灣為什麼這麼重要?
未來,我們要往哪裡走?
堅持 - 媒體獨立        
訪談殷允芃:聯盟企業做公益
分流匯流,多元發聲     
新聞幕後:關注教改 思考未來
海闊天空的一代        
後記:希望,永遠在路上
附錄:天下大事記

內文試閱


前言
 
時空的變遷快速,往往超出意料
在天下三十年的時刻
謹以此書
紀念 那些一同走過的日子
記錄 某些里程碑吉光片羽的歷程
分享 一些新聞幕後的故事
感念 那些在天下崎嶇成長
向上的途中,陪走或長或短
一段路程的讀者與伙伴
邀約 在未來向前的路上
仍共同堅持理想與溫暖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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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殷允芃:為什麼創辦天下?
(本文摘自天下雜誌出版《希望,永遠在路上》第一章內容)

要做一個好記者,一定要去寫他關心的地方與人事物,否則就只是一個工作而已,而我關心的地方與人在台灣,不是在美國,所以才決定回台灣。
一九七○年我回到台灣,先後在合眾國際社、紐約時報、亞洲華爾街日報、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工作撰稿,盡量將台灣的訊息傳到國際上。
但是,真正促使我創辦《天下雜誌》的關鍵則是中美斷交。

為台灣在國際發聲
中美斷交前,我是台灣少數先知道的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半夜,我接到紐約時報的電話,說白宮再過幾個小時,會召開記者會,應該是卡特總統要宣布承認中共,然後跟台灣斷交。第二天,我從台北發的斷交新聞,短暫的上了紐約時報的頭版。
十二月二十七日美國代表克里斯多夫(Warren Christopher),率團來台灣談判,我跟紐約時報資深記者一同坐在美方的車中,同車的還有美方的經濟代表。在前往圓山飯店途中,車外很多人手持木棒,也有人拿國旗,大家都在抗議,向美方車隊丟蕃茄、雞蛋,敲打車窗,車子幾乎開不動。
我看著窗外群情激憤的同胞,心中不斷地問自己︰「做個記者,到底我的立場在哪裡?」
中美斷交期間,我為美國媒體工作,但是我沒辦法不動感情,只冷靜的用美方觀點處理新聞。我的位置與經歷強迫我把自己的立場想清楚。我也開始反思台灣的立場與位置, 「當國家衰弱,人民憤怒抗議也沒用。台灣要讓世界看得起,就必須自己站起來。」
當時對國際事務最深刻的體會,是自己要強、要有能力否則沒有人會幫助你。台灣可以做一個民主的典範,可是如果你沒有經濟實力,沒有人要理你。
我曾經擔任過五年亞洲華爾街日報駐台的記者,跟財經新聞有所接觸,國外有許多財經媒體,可以把財經寫的讓一般人民看得津津有味,為何台灣沒有一般人都看得懂的經濟刊物?
經濟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命脈,與人息息相關。但當時一般人卻不十分了解,也不重視,經濟成了枯燥、艱澀難懂或俗不可耐的代名詞。

定位與驅動力
當初創辦《天下雜誌》,定位為財經的、生活的、社會的,而不是窄義的財經雜誌,因為要了解經濟背後還有許多其他的驅動力。
經濟其實就是人的生活。
我們的目標是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客觀、翔實地探討、報導和分析人人都應該了解的經濟問題,我們要求經濟學家要講「人」話,我們希望能忠實的反應工商界的意見,期盼能為政府與民間企業、海外與國內搭一座溝通橋樑。
我一開始當記者,就常疑問:「為什麼壞的消息才是新聞?」災難、社會事件、兇殺案,越扭曲、越殘忍、越不幸的新聞都被媒體當成頭條新聞。有人跟我說:「這是人性」,人性都喜歡知道一些負面痛苦的消息,人都有偷窺的本性等。但是我不懂,為什麼新聞都是集結全世界各地的壞消息,讓那些災難、痛苦放在自己的客廳裡、餐桌上呢?面對擺滿哀傷的餐桌,也沒告訴我們能不能共同解決、幫忙那些受苦的人。
我希望創辦的媒體,是盡量把人心中的惡縮小一點,把善擴大一點,積極一點。
世界每天發生很多事,台灣每天也發生很多事,媒體的探照燈如果看到問題,出發點應該出於善意,把問題照出來,讓大家一起來解決。
媒體探照燈也可以投射到美好的人事上,他們可能不是高官,只是一些小人物,就像前些時陳樹菊的故事,她的收入只有一點點,但是她仍堅持每天存下一點點錢,也要去幫助別人。這塊土地上有各式各樣的人,媒體探照燈可以把燈光投射在這些人身上,照亮他們默默耕耘的身影。
就企業來看,我們也可以把企業如何成功、有效率、具競爭力、負社會責任的一面呈現出來,不只可以讓其他企業學習,也能達到鼓舞的目的,這就是積極的意思。

走高品質的策略
我和高希均教授,以及王力行女士,加上十幾位其他的朋友,決定一起合辦一本財經雜誌。原本高希均教授建議,雜誌可以盡量邀請專家寫稿,可是我希望,要辦一本以記者採訪為主的雜誌,才會不一樣。
我心目中的《天下雜誌》,是擁有《經濟學人》(Economist)的內涵、《時代》(Time)雜誌的寫法,以及《財富》(Fortune)雜誌的Layout版面跟照片編排形式。
不過,決定創辦雜誌後,很多朋友都不看好,因為在那個時代辦雜誌成功的可能性很低,認為我選了一條難走的路。詩人朋友余光中還寫了一篇小文章半開玩笑說:「Why would such a smart girl want to do such a stupid thing?」說我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連朋友贊助我們資金,也多當作義助,當成丟了就是丟了的心情。眾多朋友裡,當時只有浪漫的蔣勳贊成我辦雜誌。王永慶先生在《天下雜誌》創辦的時候也很幫忙,第一期創刊號台塑就買了一千本,那是很大的肯定。
一開始《天下雜誌》鎖定的讀者群是年齡約三十五歲左右,中產階級,他是具有理想性,有國際視野或是期望自己具有國際視野的人,他可能是企業家、政府領導人,但也可能是一個普通人、一個高中生。但他是有企圖做決策的,即使是對自己的生命做決策,也是在做決策。
我們試想,這樣的讀者不就是寫下「天下為公」、年輕時候的孫中山嗎?

動之以理想
《天下雜誌》創辦初期的記者幾乎都是我在政大教書的學生,因為那時大部分人都對雜誌沒信心。徐梅屏當時已是中央日報的資深記者、溫曼英則曾任「仕女」雜誌總編輯,周玉蔻、楊艾俐、蕭昭君、以及稍後加入的吳迎春、李瑟、莊素玉、金玉梅、孫曼蘋等人,也都曾在政大修過我的課。
從美國回國以來,我一直在政大新聞系兼課,教新聞攝影與新聞英文寫作研究。寫作課教的是四年級生,每學期的第一堂課,我都會問學生說︰「你們有多少人在畢業後要從事新聞工作?」結果,舉手的通常都非常少。原因是,這些學生認為新聞界很黑暗,尤其到媒體實習過後,感覺更不喜歡。
「如果新聞界真的這麼爛、這麼黑暗,你們這麼優秀的學生都不願意加入,那這個爛跟黑暗可以改變嗎?」我每次都會這麼問他們,讓他們想一想。就像當年在美國留學工作,面臨要不要回台灣時,我問自己的問題。
唯一能打動她們的,就是跟她們說︰「我們要辦一本理想中比較好的雜誌,要不要一起來?」
只能用「理想」打動他們。我想,這批人願意來,一方面是他們都擁有理想性格,另一方面,可能是對老師比較信任吧。其實我就是想把書上教的那一套,拿來真實的新聞界實踐。
創刊號規劃封面故事(cover story)時,想讓大家看看台灣經濟是怎麼發展的,而且以人物的方式來說故事。
創刊號封面故事,「細數財經首長的背景,台灣起飛的關鍵人物」,是由周玉蔻來寫,因為希望創刊號要超出一般人的想像、讓人驚喜,把枯燥的經濟議題,就像生動的故事一樣寫出來。如副總統陳誠、美援會副主委尹仲容、行政院長孫運璿、政務委員李國鼎等的決策過程,串起台灣如何用米糖鹽換取外匯,滿足人民最基本需求,累積少許資本,發展工業,建立加工出口區,吸收過剩勞力的經濟發展過程,直到八○年代初,我國才有開始發展高科技的本錢。

符合潮流的需求
一九八一年六月份的創刊號再版了好幾次,所以我們第一年就已經賺錢。
有人問我這是不是運氣?我想運氣是有一點。但我猜某種程度跟個性有關,就是比較單純。
那個單純是不計較賺錢得失,只懂想做就去做,沒有太多複雜的東西牽絆,所以變成別人覺得困難的事情,我們反而很容易做成,可以說是單純傻勁,也算是一種相信,一種belief。
我承認《天下雜誌》是菁英的。
既然是菁英,就應該維持理想。
《天下雜誌》強調社會關懷與國際化的視野,不會去教人如何快速成功,或是買甚麼股票、如何賺到一千萬;我們喜歡從積極面去看事情,試著提出解決的方向,從而對政府的政策產生影響。
作家龍應台曾經說:「有能力的人,請你把你的光照得更遠一點。」我也覺得是這樣,如果你有能力,就多做事,多幫助別人,對推動美好的社會盡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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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殷允芃:沒做過的事,才應該去嘗試
(本文摘自天下雜誌出版《希望,永遠在路上》第七章內容)

有些人以為我跟許多企業家密切來往,但事實上,我們都是建立在採訪的基礎上,並不是同一個社交圈。新聞媒體必須與採訪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媒體可以貼近企業來觀察、紀錄,但是,媒體並不是他們圈子的一部分。
財經媒體扮演的是大眾與企業之間的溝通橋樑,思考企業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我認為《天下》是企業的諍友,不會一直吹捧企業,但也不會只是批判企業。企業有值得學習的經營管理精神與做法,也有其社會責任。
過去觀念認為企業只須努力創造「股東利益最大化」就好了。但《天下》長期以來倡導企業不能只是賺錢,因為企業有人、有錢、有能力、有組織,它可以為社會發揮更大的貢獻。
《天下》是媒體,但也是企業組織,總不能老是推促其它企業去做公益,自己卻沒以身作則。我們應該以行動實踐,來推動一些小小的事情吧,這個念頭一直盤倨在腦海中,所以才會有之後結合企業一同認養「松江詩園」這件事。

五月天樂團在此首演
「五月天」的主唱阿信,有一次主動提及「松江詩園」。他跟我們說,原本大學時代掙扎要專心唸書還是組樂團時,他們樂團第一次的公開表演就是在「松江詩園」。萬萬沒想到因為那次表演,獲得現場民眾的熱情反應,堅定了他們朝向音樂界邁進的勇氣,才有今天的「五月天」樂團。
除了用文字報導來倡導讓社會追求更好的價值觀外,這種「社會運動」模式的公益活動,號召其他人一起動手做,也慢慢地成為《天下》的特色。
我們後來在每一個特別的日子,都會去做一件超難度的事情、超難度的活動。
比如說,一九八八年我們做了「一同走過從前」紀錄片,說出半世紀來台灣政經社會變遷的故事,還發行英文版,成為有影響力的經典紀錄片。一九九一年,《天下》十週年時推出「發現台灣」特刊,從歷史出發,縱橫時空三百年,喚醒台灣共同記憶,還同時舉辦巡迴攝影展。一九九六年,《天下》十五週年時,做了「環境台灣」特刊,還有「看河」紀錄片,並發起全國性「清淨家園」的掃街行動,總共有二十萬人參與,還持續多年。二○○一年,《天下》二十週年,則是發起三一九鄉鄉鎮旅遊風潮,要認識腳下的土地。現在總共發行六百多萬冊的鄉鎮護照,也有超過兩千人走完三百一十九個鄉鎮,讓民眾帶著蓋章,全台趴趴走。後來,還到偏鄉認養了二百所小學,共同推廣「希望閱讀」。這些活動能順利推行,正是因為得到了企業和聯盟夥伴的支持。

以核心價值為前提
我認為,即使沒有做過,也可以盤算達成的機率有多少,不是每件「沒做過的事情」都不可能完成。
當然,我也會評估最壞的打算。也許,同事們力求完美,每一件事情都希望達到一百分,認為無法達成一百分就乾脆不做。但我覺得,就從五十分、六十分開始吧,一路往上努力,最後可以達到八十五分、九十分,總比一開始都不做來得好。
而且,只要不傷害我們的核心價值為前提,比如說騙人、收紅包來寫一些新聞,幫新聞對象抬轎,不做這類動搖誠信價值的事情,其它額外的事情若做得好當然很好,但若分數沒那麼高,也不要緊,對我們影響不大。
事實上,《天下》很多的堅持,其實象徵了讀者的期待。
我們在報導中一直倡導社會必須重視環境、環保,後來有讀者告訴我們:「《天下》不是堅持環保,寄送雜誌怎麼可以使用塑膠紙製的封套呢?」後來製管副總陳銘松找到透明可分解的塑膠袋,《天下》全面改用環保塑膠袋。
這雖然會增加雜誌包裝成本,但我覺得必須盡量做到,因為不只是讀者的期待,也和我們宣揚的環保理念相契和。現在在出版媒體界我們也領先獲得歐盟的環保用紙標章,及碳足跡認證; 在節能減碳方面,希望也能盡點力。
這也是《天下》不一樣的地方。我們相信走正道是可以走得通的,經常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也就是說有點不信邪,也可以說我們太過天真,但我覺得這樣的堅持是必要的,即使最後失敗了,但是不後悔。
所以我們常在做一些外人看起來荒謬的傻事,在賺錢與社會貢獻兩條路之間,我們通常會選擇做對社會有點貢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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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訪談 殷允芃 :希望,永遠在路上

對我而言,與其當經營者,我更喜歡做記者。
做記者給我一個免費的護照,讓我探索世界,you are paid to learn,是別人付錢讓你有不斷學習的機會,實際上是很有趣的工作。而且一個好的訪問,幾乎是人生的一場對談,我們去訪問人,然後分享他的人生智慧,對於自己往後的人生受用無窮。
我年輕時採訪過張愛玲,她說,「人生是樂不抵苦的,但生下來就要好好的活下去」,這句話常常在我有困擾的時候,給我很大的鼓舞。張愛玲一再強調,「深入淺出是重要的」,她說最好的文章是讓大家有興趣地看下去時,自然而然地停下來思索,這對我創辦《天下》之初有很大的啟發。
《天下》的英文名字CommonWealth,是均富的思想,是一種修正的資本主義。目前台灣社會氣氛強調個人利益,金錢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標準。《天下》堅持的一些價值,不是目前台灣一般媒體、社會表面上看到的價值,比如專業的精神、理想、關懷、勇氣與公共利益。可是我覺得,在每個人內心深處,《天下》堅持的價值,還是大家期待的價值,因為,這都是亙古不變的價值。
人們認為記者就是替代閱聽大眾來探索事實真相的,這話講起來很簡單,但做起來很困難。因為很多事實加起來不見得是真相,但記者是為了公眾來做這件事情,所以記者就像探照燈一樣,帶著閱聽人去看一些他沒有機會看到的角落。
舞台上是黑暗的,記者就是那盞燈,探照燈打到哪裡,大家就往哪邊看。你可以把角落有人打架的情況照出來,但探照燈也可以把有人默默努力工作的情況照出來。
所以,媒體如果是探照燈,我們就必須慎選要照到哪裡。
戒嚴期間,很多人辦媒體都選擇站在政府的對立面,監督政府。但是當解嚴後,國家政府的控制力越來越小時,隨之而來的反而是市場化、新聞商品化的問題。當媒體也成了市場的一環,在市場裡運作,面臨的挑戰就更大。
媒體必須完全跟隨市場運作嗎?這必須先釐清,媒體只是商品嗎?新聞只是商品嗎?

社會責任的必要
其實,媒體是有不一樣的地方。媒體應該要有社會責任,否則憑什麼說媒體有代表人民知的權利,誰給你這個權力呢?媒體對公眾有很大的責任,對社會必須有貢獻,有好的影響力,而不只是賺錢不賺錢的思考。媒體應該是文化事業,而不只是商品、商業。
台灣的新聞商品化越來越激烈,我覺得很遺憾。二○一○年獲頒卓越新聞終身成就獎時,我忍不住當著新聞局長的面前致詞說:台灣有一個怪現象,就是政府帶頭做置入性行銷,這是從扁政府時代就開始,但很不幸的,在馬政府時代也延續了:
「政府在媒體做置入性行銷,說直接點,就是拿人民的納稅錢,來欺騙人民。這樣的民主不值得我們驕傲。」
還好,這件事已有改善。在中時記者黃哲斌辭職起義,《天下》給予報導,他也在網路上寫部落格揭露,得到數百位傳播學者聯名支持後,政府終於通過法律禁止政府單位再做置入性行銷。對此,我還是懷抱著期待。因為媒體的影響力非常大,媒體對於國家的未來發展,以及下一代的視野,也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媒體拼湊了閱聽大眾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雖然我們現在身處黑暗的媒體環境,我還是希望可以早一點走出黑暗,讓我們堅持久一點、互相鼓勵,找回當初加入新聞行業的熱情、理想與好奇心。
很多社會與政治問題,我們沒有一定的答案,但是我們努力給一點解決的方向,讓社會朝向美好公平的方向,盡量讓讀者開卷有益。即使社會中有許多黑暗面、負面新聞,我們還是願意報導黑暗中有一群人努力做事,社會裡還有希望存在。
要說這是理想性嗎?其實全世界在六○、七○年代學習成長的人,都有這種理想吧,因為當時我們身處的時代是艱苦的環境。那時社會比較窮,沒那麼多自由,但我們經歷過只要努力,就可以把社會推動到一個更好的方向。
世界不會總是如你想像的美好,不管怎麼樣的逆境,你都可以站起來,在逆境中找到一些樂趣。我不是樂觀相信「明天一定會更好」,而是強調積極的態度,即使不知道明天會不會更好,還是要很努力去做。美好社會的願景,不是一個人的相信,或一家雜誌社的相信,而是這塊土地上有很大一群人的共同相信,這也是支撐《天下》走下去的動力。
我一向欣賞勇敢作夢的人。肯作夢,不管夢多大或多小,然後一直去追求夢想,聽到心中的不同鼓聲,就跟著鼓聲走出去。
經營《天下》也是如此,當初並不是做一件很有把握的事情,但就是有一個聲音叫你應該去試一試。過了一關,就會大膽一點,再過一關,就會更大膽一點,其實就是這樣一路走來。
我一直認為,只要在路上,就有希望。
未來,我們會繼續積極面對。

媒體專訪


天下雜誌集團創辦人 - 殷允芃 

希望,永遠在路上
本文摘自【親子天下】第 024 期
   
你應該認識《天下雜誌》。
不誇張的說,無論在政治圈、企業界、學術、教育領域,華文地區重要的領導階層,許多領導人是「看天下雜誌長大的」。
大陸領導人鄧小平,曾經號召所有重要官員,一起看《天下雜誌》製作的《一同走過從前》紀錄片,試圖學習並了解台灣如何從戰後的破敗走向經濟奇蹟的歷程。
新加坡的前後任總理李光耀、李顯龍,多次接受《天下》的獨家專訪,也多次在新加坡國慶等重要場合,引述《天下》的報導。
現任GE大中華區副總裁的許朱勝,三十多年前在美國攻讀電機碩士時,第一次看到《天下雜誌》,他「細細品嘗、深深感動,天下雜誌積極、正面報導這塊土地上辛勤耕耘的人們,影響我與一群異鄉作客的遊子,願意回國貢獻,為這塊土地打拚。」直至今日,許朱勝仍是《天下》最忠實的讀者。
在兩岸極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文化人龍應台曾經說,台灣在華文版圖上,出現了幾個別的地方都無法複製的品牌:雲門、誠品,和《天下雜誌》。因為這三者不僅擁有專業,更有「精神的穿透力」,使得品牌能獨特與不墜。
龍應台口中「精神的穿透力」,來自創辦人殷允芃為《天下》設立的願景:對美好公平社會的嚮往與追求,使《天下》有了與眾不同的靈魂。
三十年來,《天下雜誌》早已不僅是「一本雜誌」,集團旗下除了各領域的龍頭雜誌及網站:《康健》、《Cheers》、《親子天下》,以及相關叢書的出版,每天服務超過五十萬的讀者,每年創造近十億的營業額。二○○二年,《天下》進一步成立了「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啟動「希望閱讀」計畫,號召企業夥伴,共同認養全國兩百所偏遠弱勢小學,長期推動閱讀,成為國內閱讀教育的啟蒙者與行動者。
《天下》受尊敬,從來不是因為它商業上的成功,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曾說:「天下雜誌的影響力,遠大於它的發行量。」
有所不為的創辦人
在諸多「豐功偉績」的背後,卻很少人認識《天下》集團的創辦人、背後的掌舵者──殷允芃。她被《亞洲週刊》評選為「亞洲最有影響力的女性」;是台灣第一位拿到有亞洲諾貝爾獎之稱「麥格塞塞獎」的人。麥格塞塞基金會肯定殷允芃領導的《天下雜誌》,「不僅對推動台灣經濟發展,有非常重要的貢獻,也建立了台灣的新聞專業標準」。
這兩年來,她也陸續得到卓越新聞獎的終身成就獎、政大名譽文學博士等,專業領域內桂冠級的肯定。
但她的低調、樸實,與她的影響力卻完全不能搭配。如果用網路搜尋殷允芃,會發現關乎她個人的資料或報導極為有限,在如此喧囂的媒體時代,她甚至稱不上是個「名人」。她拒絕多數的演講活動邀約,即使對方是有財力或權力的單位;反而喜歡跟年輕學生分享自己的經驗,鼓勵年輕的一代勇於追求自己的夢想,為社會做出貢獻。
認識她的親朋好友、部屬同事,大概都不會否認她內向、不喜社交的個性。多數公開場合,她傾聽、觀察多於發言。帶些靦腆的招牌笑容,偶爾會洩漏出這位「亞洲最有影響力的女性」的天真。
即使《天下雜誌》創辦三十年來從來不曾虧損,每一年營收都成長,但殷允芃始終如一的開著國產車、和家人住在二十年不變的公寓大樓裡。曾有一次她開著喜美去總統府開會,當時的總統府辦公室主任蘇志誠事後還特地試探性的詢問:《天下雜誌》的營運狀況還好吧?
被稱為經學宗師的愛新覺羅毓鋆,五年前第一次與殷允芃碰面時,就定位她:「是個有所為,有所不為的人,而後者更令人尊敬。」
對殷允芃來說,金錢,權力和地位,都不是她真正的追求。
在獲利極好的年代,殷允芃優先把錢投資在人才,而不是房地產。她全額補助優 秀的記者到日本、英國、美國頂尖學府念書;她大手筆帶整個編輯部到日本、新加坡、中國大陸展開「學習之旅」。她真心相信,一個國家有沒有希望,和媒體的素養有非常大的關係。而媒體的關鍵,就在於人的素質。
 在經營艱困的金融風暴期間,來自企業的廣告收入急遽萎縮。許多媒體紛紛棄守防線,大幅倚賴政府的「置入性行銷」收入,將政府宣傳訊息置入為內容,但殷允芃仍堅持:寧願犧牲獲利,也不可以犧牲原則。她在接受卓越新聞終身成就獎的現場,公開在新聞局長前,批評政府帶頭做置入的不可取,是「拿納稅人民的錢,來欺騙人民」。
朋友們偶爾戲稱她是「救國黨主席」,因為她最喜歡的聊天話題經常是:「你覺得台灣的未來該怎麼辦?」和殷允芃出差各國採訪的記者,在看到其他國家的進步與優異處,總會被她認真的問過這個大哉問:「你覺得台灣可以做些什麼?《天下》可以做些什麼?」
殷允芃的「愛國情操」其來有自。她從美國愛荷華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在《費城詢問報》工作兩年,回到台灣,擔任《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的特派員。一九七八年底,中美斷交當日,殷允芃代表美國媒體坐在中美斷交美方談判車隊裡時,面對著車窗外群情激憤的同胞,她不斷問自己:我做個記者,到底立場在哪裡?
「有一些這樣的境遇,讓我變得更為愛國吧!因為很少人會被推到這樣的現場,被逼到強權下看到自己國家的處境。體認到要讓人家尊重,就要自己有能力,自己要站起來,」殷允芃回想當時的心情。
就是在這樣獨特的經歷中,她有了為台灣辦一本雜誌的想法,創辦了《天下雜誌》。用她「積極、前瞻、放眼天下」的一貫立場,做台灣讀者的耳目,影響一代領導精英的成長,與她終極的關心:台灣的未來。
前教育部長鄭瑞城,三十年前就是反對殷允芃創業的好友群之一。他笑稱殷允芃私下的綽號叫「殷使命」,他所認識的殷允芃,始終如一的善良、正派,但是嘴角的微笑也透露出她不信邪的精神,總是不信邪的「選擇一條不同的路」。摯友林懷民也說,很多人都看到殷允芃了不起的「堅持」,但他認為,「堅持」的背後其實是「煎熬」。當所有人寧願選擇輕鬆的路走,要如何堅持自己所選擇相信的價值,不計較利益得失,是非常煎熬的。
殷允芃認為自己的人生態度是積極,但並非樂觀。她不會天真的相信只要做了就一定得到理想的成果;但她相信「無論結果如何,總要努力去做」。正如她自己為天下三十週年下的文案:「希望,永遠在路上」。努力前進,才看得到光。
殷允芃 : 走過台灣30年
知識份子風起雲湧的年代
本文摘自【中廣新聞網專訪推薦】2012-05-31 專訪.文稿/郭至楨
在民國60 年代(民 5 9 - 6 8 年)台灣每年出國留學生人數約達3 萬人以上,但這些留學生在完成國外學業後,幾乎都選擇留在國外發展,而未回到台灣貢獻所長。不同的是,在當時仍有一群熱愛著台灣這塊土地文化與人民的年輕人,他們有些人願意在國外學成後歸國貢獻己長,有些人則是默默的一直在這一塊土地上耕耘,實踐他們對台灣這塊土地的理想。詳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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